—— 一位武汉校园歌手凄婉的亲情故事
山茶花开在树枝上，悠悠散发着花儿香，花丛中你走来，静静坐在我身旁……
你轻轻地走了，就像山茶花凋谢在风里。
你还是走了，带走了那抹花儿香。
——王恺《山茶花》
王恺这个名字对于华中地区的大学生们来说并不陌生，他的歌声常在中午从收音机里悠悠地飘出，回荡在武汉高校学子们的寝室里。2000年毕业钟声敲响之际，王恺举办了华中地区最大的告别校园个人演唱会，随后又应邀出席了河北卫视举办的校园民谣节。目前他正与世界三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华纳唱片公司接洽，并可望与该唱片公司成功签约。
和许多了解王恺的人一样，我知道他的红吉它从不离手，还知道他是一个靠奖学金和跑场子挣学费的苦孩子。可是在临近毕业的一个月圆的晚上，王恺拔弄着吉它，向我讲述了他那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一段动人的亲情往事润泽了融融的夜色……
打你的那一巴掌痛了我的一生
我叫王恺，1977年生于湖北宜昌市中心西陵三路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我的妹妹王倩比我小一岁半。儿时的我非常淘气，不是用砖头砸了东家的玻璃，就是用弹弓射西家的鸡仔。人家来告状，爸爸经常气得用皮带抽我，每每这时，妹妹总傻傻地张开双臂拦在我和爸爸中间，而我就乘机一溜烟跑得没影了。
为此我也非常疼爱妹妹，妹妹说想放风筝，我就连夜给她做了一个好大好大的风筝，第二天到滨江公园放风筝时，我的“风筝王”最为惹眼，乐得妹妹又蹦又跳，又拍巴掌。妹妹喜欢吃棉花糖，我就省下过早的钱给她买。上小学时我迷上了科幻，于是我对妹妹说，这世界肯定有外星人！妹妹总对我的话深信不疑，于是，每天傍晚我和妹妹到家后面的小山上大声喊：“外星人，你在哪里？”那时山上正开着一片又一片的山茶花，妹妹那红朴朴的脸与红彤彤的山茶花互相映衬，那副图画似的情景永远的映在了我的脑海中。
高中我考上了宜昌最好的中学夷陵中学，我却也成了一个正在过青春期的很叛逆的少年。高二时班上成绩最差的三个插班生和我成了好朋友，他们教我戴一只银耳环，教我将不锈钢尺改成匕首，甚至带我去买黑市的砍刀。我迷上了武打片，以为这样的人生才够刺激，常常跟着他们逃学打架。
每当我打架后伤痕累累地回到家里，妹妹总是蘸着紫药水，一边帮我洗伤口，一边数落我。我不耐烦地骂她闭嘴，心里却非常喜欢她帮我护理伤口，因为这时我觉得自己是个英雄。
1993年12月的一个中午，那三个和歃血为盟的兄弟们突然对我说，他们的朋友被宜昌的黑社会欺负了，让我回去准备武器，跟他们走。我顿时血脉贲张，乘中午家里没人，我回到家在屋后的磨刀石上磨自己的砍刀。我把砍刀藏进书包豪气冲天地要出门，不想中午本该呆在学校的妹妹却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来和我读同一所中学的妹妹听到了我们要打群架的消息。她张开柔弱的双臂在门口挡住了我，一向不善言辞的妹妹竟然给我讲了许多道理让我不要去。我抬腕看看手表，已经要迟到了，于是推了她一把说：“我做哥哥的事要你管？”可是妹妹异常顽固，扑上来死死地拽着我，死活不让我走，情急之中，我做了一件让我终身后悔的事，我“叭”地给了妹妹一巴掌！空气骤然凝固了，妹妹愕然地望着我，然后扭转身哭着跑了。
我竟然打了自己的妹妹，我后悔不已四处疯狂地找她，却怎么也找不到她。我因此错过了打架的时间。第二天我上学后才知道，因为昨天的械斗，我那三个兄弟把别人打成重伤被抓到公安局去了。不久，我得知他们被学校开除了。那天，我特地把妹妹拉到江边，当着她的面，把那把砍刀丢进了滚滚东去的江水里。我第一次对妹妹说了“谢谢”两个字，要不是妹妹，我这个凭小聪明在班上成绩前三名的家伙也要丧失高考的资格了，那样，全家该多么难过啊！
打那以后，我一改过去的浪子习气，发奋学习起来。1994年3月27日我的生日那天，妹妹送了我一盒当时流行的《校园民谣》第一辑，她说：“哥哥，以后你再脾气坏的时候别打架了，改唱歌好不好？”我郑重地向她点点头，然后与她击掌为誓。
是我的妹妹，扭转了我一生的人生轨迹。
你走了，像山茶花调谢在风里
1995年9月，我被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录取了。我来到这所桂花满山的大学学府，不到一个多月就谈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朋友，不久我就用一个同学的吉它学会了弹唱《外面的世界》这首流行歌曲。我天然的好嗓音为我赢得了许多掌声，我把大学的新鲜与快乐全用书信告诉了妹妹。
1996年4月12日，我快要期中考试了，我连续几天打电话回家家里总是没人，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慌感让我寝食不安。我忍不住跳上了回宜昌的快巴。谁知妈妈住院了，妈妈瘦了一圈，她很平静地告诉我，自己脑部长了瘤子，以后家里给不了我们兄妹什么零花钱了，她要我赶快回学校安心考试。正在准备高考的妹妹一个劲儿地要我放心，说她会高考和照顾妈妈两不误的。妈妈让妹妹送我上车，车开动时妹妹用力地挥着手，仿佛要证明家里有她就好了，可她的身影依旧那么单薄……
1996年9月，妹妹被成都联合大学录取，妈妈的病情又有所控制，亲戚们全都来祝贺，一个亲戚送了妹妹500元钱。晚上，我发现床上放了一个大纸盒，打开来我看见了一把精致的红色红棉吉它，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妹妹告诉我，她喜欢听我的歌，所以她要送这件礼物，但妈妈的病要花好多钱，买吉它以外的钱她全给了爸爸，她以后在大学会勤工俭学支援家里。妹妹永远比我懂事，那一夜我们谈妈妈的病情都谈得忧虑不已，无话可说时我只好弹《雨滴》这类欢乐的曲子安慰她。
妹妹的忧虑不无道理，1996年下半年，妈妈的病情又恶化了，经常头痛得撞墙，后来甚至进食困难，有时心跳达150，有时又心跳过慢，但医生不主张开刀。我时常往家里跑，我和妹妹陪着妈妈辗转于几个医院，家里的积蓄很快折腾完了。
1997年3月，才过完寒假，我刚步履沉重地赶回学校，家里竟打来电话说医院下了妈妈的病危通知书。我赶回宜昌时，妈妈已是深度昏迷，爸爸的头发全白了。我主张让妹妹从成都赶回来，劝说征得爸爸同意后，我给妹妹打了电话。
3月25日，为妈妈守了一夜的我回到空空的家里，倒头便睡过去了。朦胧中我听到电话响了，我接过电话，传来的声音如同晴天霹雳：“你是王倩的家人吗？很抱歉的通知你，她出车祸去世了……。”我可怜的妹妹啊，为了早点见到病危的母亲，坐夜车居然在山路上翻了车！我的脑子顷刻间一片空白。等我清醒过来时，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我不知自己是如何赶到出事地点的，站在出事的山崖上，我真想纵身一跃一了百了啊！可是，我突然看到山崖边那灿烂的山茶花，妹妹仿佛正红着小脸再次向我张开双臂向我走来，我突然瘫软在地，悲泪长流……
回到宜昌，从来不和我亲近的爸爸一把将我搂在怀里，说：“你妈妈刚脱离了危险，千万别刺激她，这个家以后只能靠你了。”
我们跟妈妈说妹妹学校太远回不来，妈妈还一个劲说我们父子俩太累了，眼睛全是红肿的，我只有拼命把泪水往肚子里咽。像去年一样，妈妈又催我回去参加期中考试。
我在音乐中苏醒了过来
1997年4月初我回到学校，我没有告诉别人我家的变故。那段时间，我每天白天蒙头大睡，晚上独自到学校东门外喝酒，如同形尸走肉，不久我就变得胡子拉茬的像个疯子。
女友受不了我的尊荣，一天下午，我跑出去喝酒时她正依偎在一个中年男人身上，我气得当即把啤酒瓶砸在地上。女友喊着：“王恺，我跟你分手了，就是还没时间告诉你！”我从地上拾起一大块玻璃，气往上冲，吓得她拉起那男人就跑。我握那块玻璃的手都握出了血，但我强忍着没动手，我口里默念着一句话：“不打架，妹妹让我不打架，我要弹吉它唱歌！”
那次期中考试我五门成绩有四门不及格，从来都很骄傲的我被贴在物理系的黑榜上（华师每次把各系前三名和后三名的成绩向全校公布）。辅导员找我谈话，我没说别的，只是简短地向老师提出希望留级。我羞愧难当地从大二的学生变成了大一的学生，忍受着众人的讥讽与议论，我觉得我已经被生活打击成废品了。
我换了寝室和大一新生同住，每天我不说话只弹吉它，然后就是翻妹妹的日记，我这才发现妹妹每天都念道我。一天，一段这样的话跳进了我的眼帘：“哥哥看似很凶，但他内心很脆弱，哥哥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男子汉生来就是要承受苦难啊！”。我这样活下去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妹妹呀！我从寝室的床上一跃而起，剃掉了满脸的胡子，拿起书本往自习楼跑。以后我每天坚持单日上自习到十点半，双日外出打工，同学们对此都迷惑不解，每每问我，我都笑而不答。
1997年底，我回家照顾妈妈的次数不是那么频繁了，时间也让我对妹妹的伤痛有所冲淡，我变得沉静而理性。我背着妹妹送我的红吉它到华师周围的“边缘渡”、“变色龙”等酒吧打工，并兼做家教，不仅学费和生活费能完全自理，而且贴补了不少家用，圆了妹妹没能继续的心愿。
1998年3月，著名的音乐人高晓松来到华师，被学生们团团围住，我也陪着大家在学校的草地上坐谈，直到大家谈累了说够了，我这才慢慢弹了一曲。高晓松注意上了我，说：“小伙子，你为什么这么忧愁？”那天，大家散后我还在和松哥谈话，自我封闭了许久的我突然打开了话匣子，我似乎很有“见地”地对校园民谣大侃了一番，毕竟四年前我就在听妹妹送的那一盒磁带啊！高晓松眨眨眼睛：“你呀，写自己的歌，我在北京等你。”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试着把初恋及失恋写成了歌曲《小雨夜》，写完时天已经亮了，我发觉我对这场恋情也能够释怀了。以后的半年里，我一鼓作气写了十几首歌，真是奇了，每写一首歌，我心中的伤痛就会减少一分，我对生活也多了一分热情。
华师渐渐承认了我，1998年5月，我的歌曲《小雨夜》获校园原创一等奖第一名，并被指定为1998年的校歌。那时我已经被学校委任了吉它协会会长和校文艺部长的职务，因此有许多与媒体接触的机会，不久，几个电台的原创歌曲栏目里频频传出我的声音。每每有活动，诸如党委宣传部与湖北文艺台举办的“我们爱唱歌”原创音乐大奖赛，我总能获得第一名。我总在想，可能是命运给我的创痛让我的歌能与众不同吧！
1998年9月，我被学校评为二等奖学金获得者，就像我当年留级一样，一时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初入大学时总说要拿奖学金给妹妹买礼物，可直到妹妹去了，我也没送过她一件礼物。
带着妹妹的吉它闯荡天涯
1999年底，我进入了大学四年级，由于我实习表现出色，武汉实验中学同意与我签约。与此同时，家里传来喜讯——妈妈的病情已被完全控制住了。
此时我唱歌的名声连宜昌的家人都知道了，而且妈妈在痛失妹妹以后更加对我倾注关爱，妈妈说：“你有梦就去追吧，我们理解。”
2000年4月，我与北京一家“飞龙”影像公司联系上了，我和几个同样玩吉它的大学生用学生证买上了半价坐票就跳上了火车，我们每个人的行李就是各人的吉它。
谁知一下火车我们就碰上了漫天沙尘暴，待我们灰头灰脸与那家公司的艺人们一起往下后，我们才知闯北京的艺人们是多么的不易。我们十五个男人挤在二间地下室里，恨不能上厕所都排队。大家白天各自出去找机会，晚上就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地下室的墙角挂着累累的蛛网，一到晚上，地面上竟还有小溪流一样流淌的汩汩臭水。与我同来的同学全叫苦不迭。
可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在以前上网时认得的朋友帮助下，我跑了许多唱片公司，“麦田”、“喜洋洋”，以前磁带上的名词具体了起来。我得到了许多流行乐坛的信息。我来到了以前仰慕不已的清华大学，和许多清华玩吉它的同学交上了朋友，大家谈得畅快处，干脆背上吉它到清华对面圆明园那巍峨而残破的大水法下弹起吉它来，我们的长发短发全随风飞扬，引得无数老外大呼小叫。我的快乐到顶端时心中无故又想到了妹妹，妹妹那张开双臂的神情，如果她不拦住我，她的哥哥会是一个社会二流子，永远无法领略人生的这层境界啊！
北京之行我认识了许多圈内名人，修改了自己的许多歌谱。2000年5月初，我又一个人跑到广州，到巨星公司等多家公司寻找机会。6月15日，河北卫视首届“校园民谣节”在石家庄最大的万人体育场举行，向全河北现场直播。我作为南方的歌手被邀请。我与妹妹曾送我的那盒磁带里的歌手们（赵洁、黑鸭子等）一起同台演出。我唱着我自创歌曲《桂子山上》时，巨大的烟花就在我的头上盛开，依旧是红色的山茶花的形状，我的声音不由哽咽。
回学校的那天夜里，我又梦见了妹妹，那扎着两只羊角辫子，张开双臂要保护我的妹妹呦，你就象天上的星宿一样默默为我指引，而你那么遥远，我拿什么来回报你呢？一种纯净而忧伤的旋律在我心中回响，我知道有一首歌是我用我二十三岁的光阴在孕育，现在是非写不可的了，对妹妹王倩永恒的怀念如一抹淡淡的花香，在我心中永驻芳华。
我写好了《山茶花》，我跑到华师音乐系的琴房，随便敲开了一个音乐系女生的门，把歌谱递给了她，那女孩弹我唱，第三遍时女孩子说：“你有没有手绢，我想哭。”
毕业前夕，我在华师大礼堂举办了“青春无悔——桂子山上的家”告别校园个人演唱会，没想到的是，大家对这次活动反应热烈，礼堂里坐满了人，门外还挤满了武汉各校的学生。湖北电视台、各电台、《武汉晨报》、《武汉快报》都对这次活动做了报导，盛赞这次活动为华中地区校园演唱会最盛大的一次。最后，我的嗓子已经快哑了，但我就藉着那份沧桑与沙哑唱了最近的新歌《山茶花》，那一份歌声洋溢着的清香居然让我自己精神一振。台下学生们问：“王恺，这是唱给谁的？是不是女朋友？”
我郑重地宣布，这首歌，包括这台晚会是唱给我远在天堂的妹妹。妹妹啊，你可听到我挚诚的歌声了吗？
那把红色红棉琴虽已用得相当斑驳，但它将伴我一生的走南闯北，潮起潮落。
刊于《知音》200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