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先生者，今日之师也，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者也，然杨先生之课，虽传其道也，解其惑也，更励其志也，修其身而正其心也。先生育人数十载，其课上文献，课业皆出自先生一手，其间板书之洋，见解之独到，可谓口不绝言于千古之理，手不停批于粉板之间。自尧舜以至明清，思想必提其要，自希腊以至中世，解放思潮者必钩其铉，先生之深于授业，可谓有余也。
然先生虽思广而见远，更得时代之发展，万国之变化矣。常于“宗教改革”一课中板书英文数词，其H umanism其Rome，皆得西方文化思想之核心也。自马丁路德之于德意志，至加尔文之于法兰西，乃至其新教之法译“胡格诺”，先生皆能一言以释之，其风采之潇洒，思想之深邃，一课时光往往若白驹过隙，行云流水，莘莘学子无一不拍手称快，问之先生之课如何？皆曰：“善。”
先生讲传历史，于今有年矣，先生之过人非于课上见解，而往往于其思维。问之何物也？其云“历史思谁”耳。杨先生所言之历史思维，集历史之意识，理解于大成，融七大史观与高考之细于一炉，存取马克思唯物主义之精华，往往始之于经济基础，继而泛泛论于政治、文化，突其主要思想与主张者是也，再例“宗教改革”一课，杨先生起于欧陆资本主义之萌芽，言及教廷于德意志之压迫，继而引马丁路德教授之论纲，加尔文之先定论，亨利八世之《至尊法案》者，总其主张于“信化经国”，“先圣长财几字之间”，一目蔽知并无甚解，细赏方觉字字珠玑，字值千金。
杨先生之大智慧，存于课中，亦留于课外。盖先生非但传道受业也，更重德树人也。得恩师如此，五班之莘莘学子何其所求？何其幸之也？（1605历史：杨安红老师）